思辨意识的核心是独立思考，而“中国式辩证法”的本质则是偏听偏信。当然，破解“中国式”谜团最有效的办法，还是英国老师提到的博览群书。通过大量阅读，从不同角度观察、读解、分析，然后得出结论。这才是在英国读学位的方法论！

2003年—2004年，我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MBA，第一门课就是David老师的Critical Thinking（思辨意识）。

其实，这与中国教育体制内的思想政治课上的辩证法几乎同出一辙。不过国内把“辩证法”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，英国的“思辨意识”课程则更多从思维训练、培养商业意识的角度切入。

在国内教育圈，就连本质上是方法论的“辩证法”，多半也是让学生背的，以供考试时和盘托出。政治课老师教得好，大家还能聚精会神；要是照本宣科、循规蹈矩，学生除了睡觉、玩游戏、看课外书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反应了。

说实在的，我当时上Critical Thinking时，一直把它等同于国内的政治课，一方面理论性强，另一方面，刚到英国读书，人生地不熟，又是第一门课，难免还有个适应过程。

结果，我的经验主义很快遭到了报应。作业发回来了，一个土黄色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学号，里面是我的作业原稿、分数。在英国，作业一般是小论文的形式，称作assignment或paper。

55分！天啊，不及格！我的第一反应是“挂科”了。要知道，在英国作业、考试fail掉是非常危险的，往往只有一次补救机会，再不过就没有学位了。

不过，慢慢地冷静下来，我才发现，其实在英国，虽然也是百分制，但分数压得很低，70分以上就可以评A了，我这个55分相当于C。

即使如此，我还是有些不甘心，总觉得自己虽然很久没有到学校“回炉”，但也不该这么差吧！于是我用电子邮件与David老师预约了见面时间和地点，准备探讨一下作业中反映出来的问题。

咱们中国同学习惯打电话预约，其实这不符合英国人的习惯，而且不保险，容易忘。而白纸黑字总是很踏实的，通过邮件订好的事，英国人一般都会守时守约。

David见到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一句：“Andrew，这次作业我已经手下留情了，本来你应该不及格的。”遭到这一记闷棍，我当时头都大了，赶紧追问原因。

David翻到了小论文最后一页，也就是bibliography，即参考书目。

“Andrew，你这里只有四本书，也就是说，你在作业里得出结论的论点和论据都是从这四本书里来的。这在英国是通不过的，也不符合思辨意识的原则。我在课堂上给大家的参考书单上是20本！”

后来经过观察，对于平时作业而言，在bibliography部分英国人的心理底线大约是10本书。

此时，我才突然明白Critical Thinking的含义：通过大量阅读，从不同角度观察、读解、分析，然后得出结论。这才是在英国读学位的方法论！

英国大学的课堂上，任课教师允许不同声音，但不喜欢信口开河，他们需要了解得出结论的过程和依据。

按说辩证法之于中国人，也并非仅仅是革命年代的产物，古老的老庄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。

但不知道中国人是否做选择题太多了，看似只是做了单选题、多选题，而潜移默化中，我们的思维固定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，经常看不到事物更多的维度。

即使看到了更多的维度，也要顾及领导的眼色和面子，于是，中国社会始终是一种声音：学业期间是老师的声音，职业时期是领导的声音。

中国人头脑中的辩证法大多不过是“非黑即白”的官方定性，长期以来无法超越教科书、官修历史、长官意志。

思辨意识的核心是独立思考，而“中国式辩证法”的本质则是偏听偏信。

当然，破解“中国式”谜团最有效的办法，还是英国老师提到的博览群书。

过去一门心思啃课本，一门心思准备考试，却很少接触课外读物，想起来很后悔，机械而教条的学习，实实在在是浪费青春。

英国留学彻底改变了我对读书的认识：从近乎强迫自己的苦读，到感同身受地写读书笔记，再到如今能够以此为乐，成为习惯。

从英国大学毕业后，我曾在国内《百家讲坛》节目中听到易中天老师提到，他希望通过《品三国》系列讲座，纠正中国人“非黑即白”的思维方式，真是感同身受，心悦诚服。

当我把思辨意识带入了业余爱好中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我很喜欢三国历史，有一段时间，很热衷易中天先生的《品三国》，还把相关MP3文件下载到手机上，前后加起来，估计也听了上百遍了。

开始是顶礼膜拜，佩服这位厦大教授独特的视角和思路，特别是易老师对曹操的分析和评价，颠覆了我对这位历史人物的一贯看法。

讲座中也包含了一些我不太清楚的史料，于是去翻《三国志》，曾经最怕古文的我，竟然可以通读这部史籍了！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觉得易中天老师引用的参考文献很有价值，我阅读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，慢慢接触了很多史学大家和历史爱好者的三国评传。

符合兴趣的求索，才有可能洞察其中的奥妙。

渐渐地，我在易老师引用的史料和评论中，读出了不一样的结论，我开始觉得易中天老师的一些观点似乎存在问题。

比如易老师始终坚持“阶级分析”的角度解释三国的灭亡，而我认为魏的实际控制权早在魏明帝（曹叡，魏国第二任皇帝）驾崩后就已经移交给了司马氏，这种因内部政变而导致的实质性灭亡，似乎很难用庶族地主阶级与士族地主阶级的矛盾来解释。

对我而言，深入思考、提出不同观点，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。思辨意识是英国留学时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，让我受益匪浅。

作者：赵刚 Andrew

内容来源于微信公众号：赵刚Andrew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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